与其他行业类似，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学术出版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对新的创新做法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基于这种剧烈的变革，国际科学理事会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启动了一个关于科学出版的未来的项目，并委托Rupert Gatti撰写了《学术交流领域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 审视了现有的商业模式及其影响，并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学术交流系统提出了可能的替代方案。
对数字市场进行监管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传统的反垄断措施不适合快速发展、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在数字市场上，因为整个行业都在快速前进，所以很难评估新产品和新收购的长期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一个由少数大公司主导的数字学术出版市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行业走向数字化时，很难为所有出版商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也很难防止反竞争行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向数字化转型的高昂价格，会使规模与资本有限的小型非营利出版商相形见绌。
这种力量失衡压制了市场上的良性竞争，从而扼杀了创新，那么科学界能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力量失衡呢？本文将带领我们从20世纪开始，了解主要的商业模式，解构其激励和驱动力，并强调可能的干预点。
在整个20世纪，主流模式是 "读者付费"，这使许多无力承担订阅费用的个人和机构处于不利地位，但却保证了拥有强大品牌的出版商的稳定收入。
由于在购买产品（这里指的是科学出版物）之前的信息有限，读者不得不依靠其他指标来判断产品的质量，大多以期刊的权威性和声誉作为指标。在一个已经失衡的市场上，只有少数几家大的主导出版商，这样的模式只会提升少数出版商的实力。
“作者付费”模式已成为开放获取出版物的一种流行的选择。虽然这种模式允许所有读者更广泛地获取信息，但很难成为一种均衡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下，不是读者，而是作者面临着限制和不平等。在资金较少的机构，这可能会极大地改变研究人员的相对待遇，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在著名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文章。显然，这就会对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和未来的资助机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在这种模式下，品牌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更大的出版商收取更高的费用。出版商的同行评议过程，仍然是一种质量保证，用于判断研究价值，却通常依赖于其他科研人员的无偿工作。
只要期刊的品牌与人们对研究质量的认知相关联，作者就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并维持这个为少量顶级出版商创造高额利润的系统。
大学和其他机构直接或间接支持出版业务的历史由来已久，往往是通过建立大学出版社，也通过提供有利的技术，如开放获取期刊的技术基础设施。
虽然新技术可以大幅降低成本，但它们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而这些投资只有更容易获得资本的大公司才能获得。在这方面，机构可以介入，通过提供有利的基础设施来降低进入门槛。
最后，各机构可以直接资助自己的出版机构，从而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并使每个人都能免费使用。
出版商还可以利用围绕科研生命周期其他部分的服务。通过建立技术依赖关系，并将所提供的产品锁定在捆绑产品中（通常被称为 "大交易"），出版商可以确保稳定的利润。为了防患于未然，出版商在早期阶段积极收购新的趋势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服务中。
爱思唯尔贯穿在整个科研生命周期中的例子
为了减少将用户与特定服务捆绑在一起的任何技术依赖性，竞争系统之间必须具有互操作性。
最后，使用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产品。事实上，经常使用出版平台的用户可能会给出版商带来比实际内容更高的价值。谷歌（Google）及其同类公司已经成功地采用了这一模式，免费提供有用的服务，并作为回报，将用户和数据的访问权卖给广告商。拥有独特、有价值内容的出版商完全可以复制这种模式。
已经有一些使用这些数据对研究进行比较评估的例子。虽然评估措施本身可能是好的，但学术界应仔细考虑将科学生命周期中如此重要的职能委托给一个商业实体的前景。
上述模式对出版部门产生了严重影响，引起了重要的关注，并要求认真反思科学出版部门的常规做法。作者呼吁国际学术界在国际上建立适当的标准和规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国家反垄断当局不太可能在科学出版界起到监管作用。
对其他数字市场的建议可以作为科学出版的有效路线图。例如，英国财政部数字竞争专家小组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必须限制最大平台的反竞争行动，减少阻碍竞争的结构性障碍。